主题为“在世界变局中共创亚洲未来”的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正在海南博鳌举行。
3月25日，年会发布《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5年度报告》。报告称，尽管全球贸易摩擦不断，但亚洲依然占据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地位，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心的地位也依然稳固。
然而，伴随着美国政府关税等外部政策冲击不断叠加，亚洲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制造中心地位是否会受到冲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徐秀军在报告专家组访谈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外部政策冲击的影响通常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确实会带来直接的负面效应，推动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构，并对亚洲内部的产业布局产生调整压力；但另一方面，冲击也可能催生新的机遇。
“面对外部挑战，亚洲地区亟需思考如何增强自身韧性，以降低外部依赖，而关键在于挖掘区域内的内生发展动力。”他称。
亚洲的制造业中心地位
报告发现，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后，贸易争端不仅没有提升美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反而拉大了美国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差距。2023年，亚洲在全球中间品贸易的占比为41.17%，远超过欧盟的25.5%和北美的15.12%。自2017年以后，全球中间品贸易对中国的依存度开始超过北美，2023年全球中间品贸易对中国的依存度为16%，而对北美为15%。
总体上看，亚洲仍是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支柱。首先，全球贸易量最大的前22种中间品中，半数产品对亚洲的依存度最高，尤其是亚洲生产的电子元件占全球该类中间品贸易的七成，体现了亚洲在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生产上的绝对竞争优势，这主要得益于亚洲在电子元件中间品制造领域形成了超级产业矩阵，即在核心材料研发、精密加工制造和终端组装测试上高度整合，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
同时，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上升显著。例如，在电子元件领域，东盟与中国的差距在缩小，2023年电子元件对中国的依存度为0.240，而东盟为0.213。同时，电信设备对东盟的依存度也从2017年的0.101大幅上升至2023年的0.141，侧面说明电信设备产业可能正向东盟地区转移。
报告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依然稳固，且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依存度有所上升。2023年，在贸易量最大的22种中间品中，中国仍然有20种产品保持领先地位，在全球供应链上保持着显著的竞争优势。
徐秀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亚洲经济体结构多元，涵盖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互补性极强。因此，在外部冲击背景下，构建区域内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3月2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在日本期间，王毅外长出席了第11次中日韩外长会，时隔6年举行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徐秀军称，当前，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亚洲主要经济体均在积极探索应对之策。近期中日韩三边合作呈现积极态势，这正体现了亚洲国家基于自身优势，依托内生动力，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清晰路径。这一趋势不仅有助于抵御外部风险，也将为亚洲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的阻碍
报告对美国等经济体推动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的趋势能否持续持怀疑态度。首先，政策性因素对产业转移的刺激效应正在减弱。当前产业承接地普遍面临发展瓶颈：回流美国的中高端产业面临高昂成本压力，而转移至印度、东南亚等地的企业则受限于产业链配套不足和市场容量有限。
其次，中国在中高端产业领域的发展优势正加速显现。依托庞大的人才储备、市场规模和创新动能，中国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及人工智能等战略性产业持续取得技术突破，显著增强了产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2024年这些领域的技术成果转化，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
第三，多重因素将制约2025年美国产业回流进程。除产业补贴政策逐步退坡外，电动车、芯片等关键领域市场需求疲软，叠加美元持续走强、利率维持高位等宏观经济因素，都将显著减缓制造业回流速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林桂军在分析美国关税政策影响时表示，特朗普政府更多地将关税用于实现经济目标，即通过提高关税保护美国制造业。但在此逻辑下，美国需对所有主要贸易伙伴普遍施加关税，才可能推动制造业回流。
此外，林桂军称，美国振兴制造业需解决自身的长期贸易逆差问题，但关税只能调整贸易结构，而总需求并未减少。“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必须收缩美国总需求以减少进口和贸易赤字，而特朗普的顾问们认为真正的关键在于美元。他们主张，通过美元贬值解决贸易逆差。”林桂军认为，这将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更重要的是，许多主要经济体也很难配合美国的政策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