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巍巍中华，悠悠南粤，文脉绵长，瑰宝生辉。
2025年6月14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展在潮州展出，最新呈现全省各地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阶段性成果。
广东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先行地，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截至2025年5月31日，广东全省累计复查“三普”不可移动文物37156处，调查新发现文物3000余处。
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以来，《羊城晚报》密切跟踪报道，记者多次随普查队员深入田野作业一线，实地见证新时代文物保护事业发展。
即日起，我们将持续推出“我在广东找文物”系列报道，以基层文物工作者视角，走进“四普”重大发现遗址，领略岭南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图景。
6月10日，记者走进冼永城办公室时，他正伏案工作，几沓大部头的书籍资料几乎掩盖了他的身形，其中不少都是他参与编撰的白云区地方文化研究著作。
到今年10月，冼永城从事基层文物保护工作将满20个年头，现任广州市白云区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业务部部长、白云区“四普”队长。
他先后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三普”“四普”）。去年年底，他带领普查队实地调查了白云区的重要新发现——黄佐家族墓群。其中，黄佐墓葬碑文显示其去世后被“赠礼部左侍郎”，这个实物线索或将修正《明史》中其被“赠礼部右侍郎”的记载。
黄佐墓葬碑文描述其去世后“赠礼部左侍郎” 邓鼎园摄
白云区有上百处文物普查点，冼永城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有人说他是“白云活地图”，但很少有人知道，冼永城并非土生土长的白云人。
从“三普”到“四普”，从“城仔”到“城哥”，冼永城的故事，还是得从他案头的一本著作讲起。
冼永城
一通电话开启二十年文物保护路
2005年，《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经过早期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广州考古前辈多年的调查研究，终于进入整理编著阶段。
当时的“城仔”，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暑假时，他看到白云区文化局正在招收打字员，凭着对文博的热爱和自身所长，他报名加入了《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的整理、录入工作。
“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原始，我操作的电脑只有128MB的内存。这样来看，就能感受到现代科技对现在文博工作包括‘四普’工作的助力有多么大。”冼永城回忆起刚涉足文物保护领域的那段时期，感慨颇多。
为了全心投入该书的整理编著工作，冼永城后来向学校请了一个长假，跟着麦英豪、邓炳权等专家前辈到各处文物现场实地调查。最终，该书于2006年完稿，2008年正式出版。
冼永城办公桌上的《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
现实生活往往充满戏剧性。冼永城坦言，当时完全无法想象十几年来这本书一直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成为他后来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书。
而正式让冼永城走上文物保护道路的，还是该书出版后不久，来自老领导梁桂明的一通电话——
“城仔，你毕业找到工作没有？现在全国在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你要不要回来帮忙一起干？”
就这样，冼永城开始跟着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队伍，踏遍白云区的田间地头。普查过程中的一日三餐，就和大家蹲在路边一起吃饭。
现已退休的白云区文化局原助理调研员梁桂明成了冼永城的“领路人”。两人亦师亦友，冼记城说：“刚开始，他手把手教我怎么写公函，我印象一直很深刻。”
参加“三普”那四年，冼永城仿佛从一个学校转入了另一个学校，完成学业后不久又开始系统性地学习起考古知识。这个过程中，他既要当司机，又要负责测量、记录，晚上回来还要绘制文物普查点的平面图和地理方位图。前辈们倾囊相授，冼永城也在他们的悉心教导下，从零开始学起。
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发现
近20年过去，如今已是白云区“四普”队长的冼永城，面对年轻后辈同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我来说，‘四普’是很好的一次‘传帮带’的机会，我对这些年轻人的未来非常有信心。”
谈到白云区的“四普”工作，一定会谈到白云山上黄佐家族墓葬群的发现。冼永城表示：“它是目前白云山上规制最高的明代墓葬，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普查发现。”
冼永城在白云山工作现场
去年11月，在得知黄佐家族墓葬群被发现的第一时间，羊城晚报记者也赶往白云山现场。清晨山上水汽很重，一个人影远远地走在队伍最前面，在密林里灵活穿行。记者正是在那次初识冼永城。
墓葬群现场，在四周杂草得到简单清理后，三座大型石墓清晰地显露出来。它们依山势而建，由上至下直线分布，均朝向正南方。根据碑文可以得知，从上至下，这些墓的主人分别是黄佐的爷爷黄瑜、父亲黄畿以及黄佐本人。
黄佐家族墓群 邓鼎园摄
史料中早有关于黄氏三代人葬在白云山的记载。《番禺县续志》提到：“明长乐县知县乡贤黄瑜墓、赠翰林院编修乡贤黄畿墓、少詹事谥文裕乡贤黄佐墓，俱在城北白云山景泰坑之聚龙冈。”
但苦于白云山地势复杂，山体庞大，此前一直没有发现墓葬群的确切位置。这次发现是由广州市本土历史文化爱好者率先提供的线索，随后白云区普查队一行人前往现场进行确认。
“一开始我们站在墓葬群最上方，看到这个墓葬规模时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大片墓葬群之前没被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对这是黄佐墓的说法还是存疑的。”
冼永城回忆起2024年10月29日那天，发现黄佐家族墓葬群的经过：“此前不久我刚买了本黄佐的《泰泉乡礼》，所以在现场立刻认出了墓碑上的‘泰泉’二字，一下子就把两者联系在了一起。那种找到了书中作者的感觉，非常奇妙。”冼永城笑着和记者分享。
三座墓葬被不同程度盗扰 邓鼎园摄
之后的普查中，普查队顺着山势往下，在黄佐爷孙三代人的墓葬下面陆续发现了黄佐后人的墓葬，规模形制都未超过这三人的大墓。遗憾的是，墓葬群已遭受过程度不轻的盗扰，赑屃所驮石碑等部分陵园构件没有找到。
冼永城表示，未来计划要将该墓葬群申请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黄佐家族墓葬群的保护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让村民对文保从了解、理解到支持
作为深扎一线多年的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冼永城向记者吐露了日常工作中的心声和难处。
他说最常遇到的窘境，是当地村民不了解文物保护，往往难以认识到自己身边一些老建筑、老物件的文物保护价值，这导致他们不理解文物保护工作，还容易进一步演变为不支持。
从了解到理解、再到支持，这中间需要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展开大量的宣传科普工作，来提升基层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冼永城说，这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心之一。
冼永城正在工作
他将桌上的《白云私塾》《白云社学》《白云碑刻》等白云区地方文化研究著作一一介绍给记者。
接受采访前一晚的凌晨，他才刚写完《白云圩市》下册的初稿。冼永城提到其中“白云私塾”的内容，他说，自明清至民国，白云区至少出现过253家私塾。“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数，由于村民的观念等原因，有些私塾没有纳入普查范围，多年前已被拆除。”
冼永城解释，自己之所以积极开展地方文化研究工作，一方面是想让白云区居民认识到当地有多么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那些在村民眼中不算文物的私塾，曾经走出过多少著名人物。他说，只有村民们了解之后，为这些由衷感到自豪，才能自发性地去主动保护这些文物。
北村书院群 受访者供图
“另一方面，作为文物保护工作者，我们必须为后来者留下点什么，希望通过研究整理，有效转化文物普查成果。”
对冼永城来说，他是在行走中挖掘白云区历史文化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邱立诚老师曾给过我一句评价：实践出真知。我也始终认为，不去到现场就没有发言权，也不可能写出什么来。”
位于白云区人和镇的步灜书院，如今连断壁残垣都不见踪影。但对于这座人们记忆中的私塾，冼永城从不愿放弃研究。他去过不下十次，进村找老人对话，同时细心翻阅镇志，尽力挖掘史料。
“最难考证的是人物故事，如今能记得他们的人都已高龄，我们经常要通过私塾内部介绍的落款人、曾经的居住者等相关信息才能获取一些资料，而我写下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经得起推敲。”冼永城坦言。
采访尾声，冼永城告诉记者，今年他的儿子刚参加了高考，儿子也曾像刚才记者的采访一样，想让父亲捋一捋这几十年的工作历程，想认真了解父亲的工作究竟是怎样的。
记者不由好奇地问：“那这么多年来，他是否受到你的熏陶，对文博考古领域也比较感兴趣？你对他未来的规划有什么期待吗？”
冼永城只是淡淡地说，20年前，自己曾自作主张向学校请长假，全身心投入《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的整理工作，父母始终支持他的选择；20年后的今天，在孩子的人生路口，他也会像当年自己的父母一样，不给孩子的未来设限。
原文载于《羊城晚报》2025年6月15日A7版
文 | 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
图 | 受访者供图（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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